2006年10月12日
英國政府的失敗：財相布朗
當我說，英國政府也是有很多政策失敗的地方，可是沒有人上街頭叫首相下台的時候，似乎不是很有說服力。因此，我翻譯了這一篇非常長，檢討英國政府失敗處的文章。
這篇文章的作者，Simon Jenkins也是英國衛報的專欄作家。相信許多自認是左派的人應該會很喜歡本文才是。
這篇文章談及許多總體經濟的專有名詞，我必須承認，我對這方面才疏學淺，甚至可謂一竅不通，若有先進、前輩們發現不妥之處，歡迎提出更正與說明。另外，本譯文並非全文翻譯。
這篇文章的作者，Simon Jenkins也是英國衛報的專欄作家。相信許多自認是左派的人應該會很喜歡本文才是。
這篇文章談及許多總體經濟的專有名詞，我必須承認，我對這方面才疏學淺，甚至可謂一竅不通，若有先進、前輩們發現不妥之處，歡迎提出更正與說明。另外，本譯文並非全文翻譯。
The Sunday Times September 17, 2006
Tory boy: How Chancellor Brown blew billions trying to be a model Thatcherite
高登布朗將會角逐工黨領袖，甚至國家領袖。他的形象看起來好像是嚴峻的工黨價值悍衛者，這些價值，似乎他光榮的對手，東尼布萊爾早已經捨棄。對左派來說，他代表著社會主義的價值終將實現，對右派而言，他是個壞人。沒有人有興趣看他真正的樣子：他事實上是二十世紀末柴契爾主義的大信徒。
在1997年就職的布萊爾是大家不熟悉的人物。然而布朗並非如此。他已經利用了十年他在1994年與布萊爾達成的格拉尼塔（Granita）協議：布萊爾成為政黨領袖，而他對內政有先決權。對布朗以及其支持者而言，格拉尼塔協議是用來防止已經柴契爾化的布萊爾遠離「社會正義」等價值太遠的工具。
然而在工黨歷史中最大的諷刺是，布朗變成柴契爾派。他致力於民營化、私人資本、以及「堅苦的愛」的社會福利改革，布朗所到的地方是保守黨從未抵達的。在「柴契爾的徒子徒孫」之中，沒有人比這位蘇格蘭長老教派的牧師之子更忠於她的信條。
當工黨在1997年執政時，布朗似乎是財政廳（HM Treasury）的夢想。當然，他來自一個陌生的文化，蘇格蘭左派的狂熱家族政治。雖然他曾經與一位羅馬尼亞公主有過短暫的戀情，他似乎是一個社交上不擅表達的單身漢。他不會開車，不會管錢，他整個人就是無法自理的樣子。
新財相除了足球以外，沒有其化文化方面的興趣，而且似乎無涉於政治上的種種波瀾，這些對財政廳而言，是個好消息，表示他不會像其他的新財相一樣一上任就開始亂花錢。布朗稍早之前曾經同意布萊爾在1990年代的許多180度的政治大轉彎，包括工會改革、民營化、以及個人經濟能力調查（means testing）。因為他極渴望在財經上獲得尊敬，他甚至跟隨諾曼‧拉蒙（Norman Lamont）進入歐洲匯率機制（ERM），然後在1992年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又退出。在1997年之前的一場競選演說裏，布朗公開接受執政黨的三年經費預算總額。沒有一個反對黨曾經如此緊緊跟隨著一個即將下台的政府。
布朗將謹慎當成自己的座右銘。然而假如財政廳準備好歡迎布朗，那麼布朗並不會回報。這與政策無關，與個性有關。布朗沒有奇理斯瑪的魅力。他不會政治語言的圓滑與套交情那一套。他在公開場合拒絕微笑，假如偶爾有專訪，他的回答也是一連串統計數字。他的情緒以及憎恨非常不成熟。一個據說在私下非常溫暖又有趣的人、在公眾場合卻是很冷淡的，這讓他想要尋求公職的野心看起來很詭異。
布朗從來沒有當過部長或者執行長－－就好像內閣秘書威爾森爵士（Lord Wilson）曾經在壓力時刻脫口而出的。他甚至沒有主持過什麼委員會，更不用說財政廳裏面那些聰明又有文化的事務官複雜的階級組織。就像布萊爾一樣，他偏好與一小群朋友一起工作，他的朋友都是偏好足球勝於交響樂，說粗話甚過於官腔的人。他與陌生人相處時，特別害羞，特別是英格蘭人，布朗對於財政廳的小組動態毫不擅長。他會跟一群他所稱呼為「旅館集團」的人交好－－Ed Balls, Geoffrey Robinson, Charlies Whelan及Ed Miliband－－一起到Grosvenor House大飯店的套房密談，讓其他財政廳的官員感到神秘。而財政廳的永久秘書Sir Terry Burns根本就絕跡於財相辦公室。
然而當布朗讓財政廳不再扮演其主要功能時，他卻受到財政廳的重大影響。整個1980與1990年代，整個部門一直都是柴契爾派信條的方舟。候艾爵士（Geoffrey Howe）以及耐吉爾‧勞森（Nigel Lawson）的鬼魂在其上縈繞不去，就像馬克斯與恩格斯的鬼魂在共產銀行上面一樣。認為新工黨的柴契爾主義只是為了要哄騙中產階級的人，很快就瞭解自己錯了。如果在野的時候談柴契爾主義是為了要讓工黨取得權力，那麼它很快就變成保持權力的方法。
雖然布朗與財政廳彼此都保持著距離，然而這兩者卻是同一塊布剪裁出來的。兩者都喜歡秘密的權力、迴避公開、並且喜歡否認政策上的失誤。兩者都喜歡控制。實境上，布朗變首相，布萊爾則是總統，既然首相布萊爾是一個自從休姆爵士（Lord Home）以來對經濟事務完全文盲的首相。布萊爾政府的執政，除了「不是社會主義」之外，沒有特別的政策。所以很難避免下的結論就是布朗抓住了他的部門沒有中心思想的這個空檔，遂行自己的理念。
結果是很驚人的。即使是布朗的前身，保守黨的財相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也都不相信布朗會遵守財政廳對1998-2001所設下的預算支出標的，但是他做到了。格拉尼塔協議確保了所有的部長們不能向唐寧街抱怨，來挽回自己的預算。布朗在內閣看不到的地方運作著。
他曾經讓整個工黨非常憤怒，因為他刪減了單親者的福利，並且還試圖控制退休給付的漲幅只能在75p（台幣四十五元）。新的稅都是偷偷摸摸加上的，放在公用事業費以及退休基金上。布朗最戲劇化的動作，就是將銀行利率的調整權委任給英格蘭銀行，其實與肯尼斯‧克拉克的低通貨膨脹的政策的正常化無異。雖然這次權力的委任被他的支持者認為就是他能夠授權的象徵，然而此次授權亦是他下放權力給他有不尋常敬意的銀行界。
布朗可能討厭正式的場合，但他卻喜歡接近金錢。他在銀行家以及財務顧問身上花了前所未有的數字，給他們顧問費、政府門路，還有榮譽頭銜，並且他本人很快就開始在演說裏說起他們的專業術語來：「超級資本主義」（turbo-capitalism）、小虎經濟（tiger economy）、網路革命（cyber-revolution）以及網路政府（e-government）。
沒有理由相信布朗上任的時候，他刻意地感覺他將要放棄他終身的信仰。然而當他在財政廳安頓下來的時候，他從一位便宜行事的柴契爾派變成虔誠信徒。他對他的政黨最大的禮物是負數：他是唯一工黨的財相，在上任兩年之內沒有讓工黨政府經歷經濟危機的。最驚人的是，布朗超快速地就蕭規曹隨，採用了他前任財相克拉克改革公務部門的方法。他相信要在消費金額上抽稅，而不是在所得上抽稅。他也相信民間企業就是比較有效率，可以幫忙政府部門。他繼續耐吉爾‧勞森在財政廳未做完的事情，開始出賣公共財產、公營企業繼續民營化、以及將社會安全重新導向到個人經濟能力調查、與工作福利之上。他對於白廳（Whitehall, 指英政府）的官員是否能達成他相要的，沒有信心。對布朗來說，財務顧問與民間包商最懂經營管理，不管是醫院、學校、監獄、國防後勤，還是公共投資的資金。最後一樣，他乾脆發包給倫敦金融界來全權處理。
當他在野的時候，布朗曾經描述諾曼拉蒙的民間融資方案（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為「偷偷摸摸民營化」，以及「公共財政的扭曲」。他與布萊爾曾經痛斥1995年政府出售英國國鐵，並且一開始時誓言要將之重新收回國有，就好像其他的公營企業一樣。1997年之後，他們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以布萊爾派的話來說的話，就是：「民營化應該要扮演的角色，不是出於教條主義，而是出於實證主義。」
對於布萊爾本人而言，柴契爾主義總像是一種便宜行事，乃是他為了執政所付出的代價。然而在財政廳的布朗，則瘋狂的民營化，好像他是個改宗者一樣。皇家鑄幣局、賭馬協會（the Tote）、航空管制局、甚至郵局都準備要出售。民間房地產投機者受邀請來為政府辦公廳出價（包括財政廳本身在內），而本來只賣給房客或者慈善機構的國宅，現在則可供房地產開發商購買。
布朗與交通大臣的John Prescott、還有倫敦交通局（London Transport）激烈地鬥爭，以保護前任首相梅傑將倫敦地鐵民營化的決定。結果證明是一場大災難，每年花費倫敦市府的經費超過五億英鎊。2001年時，布萊爾試圖介入，並且建議一個像紐約市的基金來管理地鐵的硬體維修，布朗提出格拉尼塔協議，將他掃地出門。
結果是，新的倫敦地鐵公司比公營時代吸收政府部門更多的補助，不接受任何財務風險、公共服務卻比以前更糟糕。同樣的結果也適用於經營英國國鐵的公司。布朗不為所動。他甚至為鐵道路網公司（Network Rail）提供一個他拒絕為倫敦地鐵提出的非營利財務結構。
布朗上任不到幾個月，民間融資方案就重生了，由他最喜歡的銀行瑞銀華寶（UBS Warburg）的財務顧問來當產婆。雖然已經迷失在財政經融界裏，然而這是最大的政策轉彎，是布朗著迷於瑞銀華寶；以及他絕望地想找出公共投資資金，而又不出現在政府的預算支出上的辦法：兩者結合下的產物。他想要找到的就是在醫院以及學校上花錢，而又不出現在政府預算書上的辦法。這種作法，恰恰就是他在野的時候反對的。
到了2003年7月，布朗吹噓他完成了450個民間融資方案，包括34間醫院、239間學校、34個消防隊以及警察局、12間監獄、以及12個垃圾掩埋場。兩年後，單單英國健保局（NHS）就有了六十億英鎊的赤字，預期還會有一百一十億英鎊的赤字出現。
實際上，英國健保局的所有投資，都已經歸屬於私部門了。大量的經費花在由民間公司資助的電腦計畫裏，其用途幾乎都非常可疑。英國健保局的電腦，由快速改行的顧問賣出，預期其代價將會與整個健保局的建築經費一樣高。
結果是產生了一大堆不受監督的新官僚：民間資金小組（the Private Finance Panel），財政工作小組（the Treasury Taskforce），政府商業辦公室（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英國夥伴關係（Partnerships UK）， 民間資金單位（ the Private Finance Unit） 以及政府民間夥伴關係計畫（Public Private Partnerhsips Programme）。
為了讓這些計畫不會變成政府預算赤字，需要許多重大的戰役。民間融資方案大部份都是沒有風險的，然而民間資本通常比政府公部門支出多出20-30%。2003年的統計是，大約有六百億英鎊的赤字沒有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上，雖然2004年皇家檢調部門（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PS）提出的數字是一千億英鎊。這些赤字將來有一天，都要由大眾來支付。
民營化是否值得，一直都是正反熱烈辯論的問題。當計畫交給民間去做時，的確完成速度比公部門快，然而其加諸於未來納稅人的代價卻也比較高。倫敦皇家醫院，現在要編列其收入20%為醫院的費用以及利潤，當之前它由公部門資助時，完全不必編列這樣的費用。
結果就是讓醫院規劃變得完全不可能，因為關閉或縮減都會涉及高額的賠償。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私人經營的學校。布朗也許已經修補了許多公共建設，然而他做的方法，卻是妨礙了資源的經營管理，並且將未來的收入抵押來支付這些計畫。最明顯的受益人就是負責仲介這些交易的人。當布朗剛剛上任的時候，花的顧問費用是三億英鎊，然而在2005年所花費的顧問費，卻高達二十四億。
布朗民營化的不只是資金而已。他繼續保守黨的服務民營化，其程度之巨大，連梅傑，遑論柴契爾，也都無可想像。在未來的2007年，估計會有20%的公共支出將會由民間的包商來提供服務。
結果是一種新興的「寄生蟲」產業應運而生，為了服務這個新的福利國家，帶著可疑的名字，如Capita, Carillion, Serco, Skanska以及Jarvis。Capita在布朗上任的時候，營收是一億一千兩百萬英鎊，在2005年，卻成長到十四億英鎊。其老闆就是工黨資金主要的捐款人。它負責經營的是『個人學習帳戶』（Individual Learning Accounts），結果失敗；還有刑事紀錄局，結果一團亂；教師退休金；礦工的補償金；倫敦的塞車費；以及BBC的執照費。很快這些公司就開始將它們一向很有利潤的合約再轉賣出去。到了2006年，40%的民間融資方案合約都已經轉手。在這種系統底下，期望公共服務會有什麼延續性或者一致性，無異緣木求魚。
布朗對於工會唯一的讓步就是堅持，財政廳將會保護，甚至為民營化的公營企業勞工出面交涉他們的薪水。然而財政廳一向對於公部門的工會沒轍，這一點就減低了民營化可能帶來的主要好處。一個災難性的後果就是，2004年的英國健保局合約中，給了醫生以及醫療從業人員20%的加薪，長達兩年之久，很快就癱瘓了英國健保局的財政。
同時，布朗的財政廳支付經費給他衷愛的計畫，不受內閣或者其他部門的控制。為了增加就業的New Deal計畫，花費了四十億英鎊，然而根據審計部的計算，實際上只有幫助不到3%參與者找到新工作。當警察出動去調查布朗的『個人學習帳戶』時，預算兩億七千四百萬英鎊之中，有一億英鎊被警方認為失竊。他的『工業大學』計畫崩潰，損失超過兩億。『電子大學』（E-university）燒了五千萬英鎊，從來沒有開門過。他在美國新英格蘭度假的時候，有人賣了英美科學夥伴的計畫給他，打算在劍橋與麻省理工學院建立合作關係，結果是有一千三百萬英鎊英國納稅人的血汗錢被轉移到麻省理工，卻沒有任何合作發生。以上這些損失，布朗從來不需要向國會部門解釋或報告。
布朗的柴契爾主義在一個地方的確是有顯示一種魯莾的勇氣。那就是他對於社會安全改革、以及終結貧窮陷阱－－就是福利金請求人找到工作後就失去所有福利，事實上被要求支付百分之百的稅率－－的手段。這方面的改革打敗歷任工黨以及保守黨的財相。布朗則下定決心要贏。他想要將「英國變成一個危機時期的贏家，而不是受陷於福利的受難者。」假如是柴契爾夫人的話，她就會稱這些人是工人而不是懶漢。「工作就是最好的福利」就是布朗的標語。
財政廳覺得找到一個可以刪減社會服務經費的財相，是天大的喜事。對布朗而言，他一輩子討厭的個人經濟能力調查，在一夜之間他一改厭惡，反而是開始推動一個版本接著一個版本的「稅收抵免福利金」（tax credit），不管是適用在退休者、失業者、家庭、小孩身上。他對白廳內外要求他修正的聲音充耳不聞，於是在2005年他發現每年稅捐處要超付二十億英鎊的福利金－－然後他才試圖從這些貧窮的受益者那裏要回這些錢。
其他的計畫則試圖減少疾病、殘障、以及單親者的福利金，而這些常期以來都被中央政府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特別是左派。而這些計畫之充滿混亂，導致社會安全預算不降反升，從1997年的九百七十億變成2004年的一千二百七十億英鎊。而社會福利詐欺的金額，據統計，則在七年內，從二百一十億升高到三百億英鎊。
在九年工黨執政後，沒有人可以描述英國政府是一個左派政黨所主政的國家。在所有可以得到的統計資料裏，在布朗主財政的時期裏，貧富的差距加大了。2005年，財經研究所（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作出一個結論：「英國的貧富不均程度高於之前保守黨主政的十八年，甚至比保守黨主政的前二十年都還要高。」國家統計局的Social Trends在2006年3月份的期刊也作出非常相近的結論。而這種現象最佳的護身符，莫過於保守黨沒有辦法對布朗的表現作出一致性的攻擊。
在柴契爾主義發起的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其最大的勝利就是布朗在財政廳的年代。他的改宗使得革命穩固。他熱情地相信勞森的柴契爾主義的主要象徵：那就是合約以及奬金，而不是個人的熱忱與忠誠，才是驅使公共服務品質改善的方法。他很容被那些舊保守黨的遊說團體說服：汽車族、酒客、以及郊區的房地產興建。他打擊所有抵抗建商的地方議會。即使所有的國家部門都顯示出故障的證據，布朗2006年的預算就是一頁民間資本主義可以為公共服務有所貢獻的讚美詩。這不是自動駕駛的柴契爾主義，這是全速前進的柴契爾主義。
柴契爾革命的圓滿成功，只留下一個矛盾沒有解開。布朗反對公部門變成永久性的制度，他卻想辦法增加了大約五十萬名的新公務員，根據許多不同的統計。他沒有縮減公部門的大小或者重要性，導致於到了2001年以後，整個公部門的營運的成本超過通貨膨脹率的三倍。現在的政府，比起柴契爾夫人上任時，花費更多國家財富。布萊爾與布朗也沒有在政府服務裏達到「我們時代的和平」。大眾對於學校、醫院、以及法律、秩序的不滿似乎是有史以來最高。問問任何醫生、校長、社工、農夫、中小企業，問他們柴契爾主義減低還是增加了國家的干預，答案都是一樣的。它意謂著更多的檢查員、表格、目標、稅目、以及國家的侵擾。
我在柴契爾夫人執政的晚期訪問了她，問她有關於柴契爾主義所產生的矛盾。我問道：一個宣傳要減少政府干預的人，怎麼會看起來像是增加了干預？她的回答非常直率，她說柴契爾主義與自由放任無關，反而是要增加中央政府的權力，以消滅社會主義。就像馬克斯一樣，她似乎認為一場對抗邪惡的革命需要的是獨裁－－在她的心目中是中產階級的獨裁－－在達到國家萎縮的最終結果之前。約翰梅傑在他的回憶錄裏也說了同樣的話。政府必須拿到更多權力，之後才能削減權力。所有的獨裁者都這麼說。
這件事的實情就是，有兩個柴契爾革命。其中一個是我們所熟悉的，她與她的徒子徒孫，如梅傑、布朗所繼續實行的、變成世界各國的燈塔的。但還有另外一個，那就是權力的革命，後者由布萊爾與布朗所取得，在承平時期的老百姓之上，他們賦予了有史以來政府最多的權力以及權限。它從政治系統、政黨、國會、地方議會裏收回了多元主義。它在法律上增加了一千條新的罪名，在公務員身上強加了兩千個新的目標，並且增加了五十萬名新的公務員。在2005年的選舉裏，英國人民，比起其他歐洲人更熱切地，表達了對於公共服務的不滿。再一度，人民認為英國政府「不適任」。有件事大錯特錯了。
理由就是第二個柴契爾革命，到了工黨的第三任，柴契爾主義的第七任，已經開始污染原來的第一任。
國家不但沒有萎縮，新的半民營化的國家反而變成龐大海蛇利維坦的矛盾受害者。這個大怪物正在侵吞它本來創造來保護的自由。一個本來要減輕控制的革命，變成有史以來最大的干預。在2006年的春天，民營企業官僚化的典型產物，政府的農業支付局（rural payments agency）的公務員，承認他們工作的能力，就像他們的電腦一樣，因為超載而當機了。據報導，員工們在檔案櫃上裸舞。這場革命已經走錯方向，只是沒有人知道在哪裏出了錯。
Thatcher and Sons: a Revolution in Three Acts by Simon Jenkins, 由Allen Lane出版社在十月五日出版。
Tory boy: How Chancellor Brown blew billions trying to be a model Thatcherite
高登布朗將會角逐工黨領袖，甚至國家領袖。他的形象看起來好像是嚴峻的工黨價值悍衛者，這些價值，似乎他光榮的對手，東尼布萊爾早已經捨棄。對左派來說，他代表著社會主義的價值終將實現，對右派而言，他是個壞人。沒有人有興趣看他真正的樣子：他事實上是二十世紀末柴契爾主義的大信徒。
在1997年就職的布萊爾是大家不熟悉的人物。然而布朗並非如此。他已經利用了十年他在1994年與布萊爾達成的格拉尼塔（Granita）協議：布萊爾成為政黨領袖，而他對內政有先決權。對布朗以及其支持者而言，格拉尼塔協議是用來防止已經柴契爾化的布萊爾遠離「社會正義」等價值太遠的工具。
然而在工黨歷史中最大的諷刺是，布朗變成柴契爾派。他致力於民營化、私人資本、以及「堅苦的愛」的社會福利改革，布朗所到的地方是保守黨從未抵達的。在「柴契爾的徒子徒孫」之中，沒有人比這位蘇格蘭長老教派的牧師之子更忠於她的信條。
當工黨在1997年執政時，布朗似乎是財政廳（HM Treasury）的夢想。當然，他來自一個陌生的文化，蘇格蘭左派的狂熱家族政治。雖然他曾經與一位羅馬尼亞公主有過短暫的戀情，他似乎是一個社交上不擅表達的單身漢。他不會開車，不會管錢，他整個人就是無法自理的樣子。
新財相除了足球以外，沒有其化文化方面的興趣，而且似乎無涉於政治上的種種波瀾，這些對財政廳而言，是個好消息，表示他不會像其他的新財相一樣一上任就開始亂花錢。布朗稍早之前曾經同意布萊爾在1990年代的許多180度的政治大轉彎，包括工會改革、民營化、以及個人經濟能力調查（means testing）。因為他極渴望在財經上獲得尊敬，他甚至跟隨諾曼‧拉蒙（Norman Lamont）進入歐洲匯率機制（ERM），然後在1992年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又退出。在1997年之前的一場競選演說裏，布朗公開接受執政黨的三年經費預算總額。沒有一個反對黨曾經如此緊緊跟隨著一個即將下台的政府。
布朗將謹慎當成自己的座右銘。然而假如財政廳準備好歡迎布朗，那麼布朗並不會回報。這與政策無關，與個性有關。布朗沒有奇理斯瑪的魅力。他不會政治語言的圓滑與套交情那一套。他在公開場合拒絕微笑，假如偶爾有專訪，他的回答也是一連串統計數字。他的情緒以及憎恨非常不成熟。一個據說在私下非常溫暖又有趣的人、在公眾場合卻是很冷淡的，這讓他想要尋求公職的野心看起來很詭異。
布朗從來沒有當過部長或者執行長－－就好像內閣秘書威爾森爵士（Lord Wilson）曾經在壓力時刻脫口而出的。他甚至沒有主持過什麼委員會，更不用說財政廳裏面那些聰明又有文化的事務官複雜的階級組織。就像布萊爾一樣，他偏好與一小群朋友一起工作，他的朋友都是偏好足球勝於交響樂，說粗話甚過於官腔的人。他與陌生人相處時，特別害羞，特別是英格蘭人，布朗對於財政廳的小組動態毫不擅長。他會跟一群他所稱呼為「旅館集團」的人交好－－Ed Balls, Geoffrey Robinson, Charlies Whelan及Ed Miliband－－一起到Grosvenor House大飯店的套房密談，讓其他財政廳的官員感到神秘。而財政廳的永久秘書Sir Terry Burns根本就絕跡於財相辦公室。
然而當布朗讓財政廳不再扮演其主要功能時，他卻受到財政廳的重大影響。整個1980與1990年代，整個部門一直都是柴契爾派信條的方舟。候艾爵士（Geoffrey Howe）以及耐吉爾‧勞森（Nigel Lawson）的鬼魂在其上縈繞不去，就像馬克斯與恩格斯的鬼魂在共產銀行上面一樣。認為新工黨的柴契爾主義只是為了要哄騙中產階級的人，很快就瞭解自己錯了。如果在野的時候談柴契爾主義是為了要讓工黨取得權力，那麼它很快就變成保持權力的方法。
雖然布朗與財政廳彼此都保持著距離，然而這兩者卻是同一塊布剪裁出來的。兩者都喜歡秘密的權力、迴避公開、並且喜歡否認政策上的失誤。兩者都喜歡控制。實境上，布朗變首相，布萊爾則是總統，既然首相布萊爾是一個自從休姆爵士（Lord Home）以來對經濟事務完全文盲的首相。布萊爾政府的執政，除了「不是社會主義」之外，沒有特別的政策。所以很難避免下的結論就是布朗抓住了他的部門沒有中心思想的這個空檔，遂行自己的理念。
結果是很驚人的。即使是布朗的前身，保守黨的財相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也都不相信布朗會遵守財政廳對1998-2001所設下的預算支出標的，但是他做到了。格拉尼塔協議確保了所有的部長們不能向唐寧街抱怨，來挽回自己的預算。布朗在內閣看不到的地方運作著。
他曾經讓整個工黨非常憤怒，因為他刪減了單親者的福利，並且還試圖控制退休給付的漲幅只能在75p（台幣四十五元）。新的稅都是偷偷摸摸加上的，放在公用事業費以及退休基金上。布朗最戲劇化的動作，就是將銀行利率的調整權委任給英格蘭銀行，其實與肯尼斯‧克拉克的低通貨膨脹的政策的正常化無異。雖然這次權力的委任被他的支持者認為就是他能夠授權的象徵，然而此次授權亦是他下放權力給他有不尋常敬意的銀行界。
布朗可能討厭正式的場合，但他卻喜歡接近金錢。他在銀行家以及財務顧問身上花了前所未有的數字，給他們顧問費、政府門路，還有榮譽頭銜，並且他本人很快就開始在演說裏說起他們的專業術語來：「超級資本主義」（turbo-capitalism）、小虎經濟（tiger economy）、網路革命（cyber-revolution）以及網路政府（e-government）。
沒有理由相信布朗上任的時候，他刻意地感覺他將要放棄他終身的信仰。然而當他在財政廳安頓下來的時候，他從一位便宜行事的柴契爾派變成虔誠信徒。他對他的政黨最大的禮物是負數：他是唯一工黨的財相，在上任兩年之內沒有讓工黨政府經歷經濟危機的。最驚人的是，布朗超快速地就蕭規曹隨，採用了他前任財相克拉克改革公務部門的方法。他相信要在消費金額上抽稅，而不是在所得上抽稅。他也相信民間企業就是比較有效率，可以幫忙政府部門。他繼續耐吉爾‧勞森在財政廳未做完的事情，開始出賣公共財產、公營企業繼續民營化、以及將社會安全重新導向到個人經濟能力調查、與工作福利之上。他對於白廳（Whitehall, 指英政府）的官員是否能達成他相要的，沒有信心。對布朗來說，財務顧問與民間包商最懂經營管理，不管是醫院、學校、監獄、國防後勤，還是公共投資的資金。最後一樣，他乾脆發包給倫敦金融界來全權處理。
當他在野的時候，布朗曾經描述諾曼拉蒙的民間融資方案（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為「偷偷摸摸民營化」，以及「公共財政的扭曲」。他與布萊爾曾經痛斥1995年政府出售英國國鐵，並且一開始時誓言要將之重新收回國有，就好像其他的公營企業一樣。1997年之後，他們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以布萊爾派的話來說的話，就是：「民營化應該要扮演的角色，不是出於教條主義，而是出於實證主義。」
對於布萊爾本人而言，柴契爾主義總像是一種便宜行事，乃是他為了執政所付出的代價。然而在財政廳的布朗，則瘋狂的民營化，好像他是個改宗者一樣。皇家鑄幣局、賭馬協會（the Tote）、航空管制局、甚至郵局都準備要出售。民間房地產投機者受邀請來為政府辦公廳出價（包括財政廳本身在內），而本來只賣給房客或者慈善機構的國宅，現在則可供房地產開發商購買。
布朗與交通大臣的John Prescott、還有倫敦交通局（London Transport）激烈地鬥爭，以保護前任首相梅傑將倫敦地鐵民營化的決定。結果證明是一場大災難，每年花費倫敦市府的經費超過五億英鎊。2001年時，布萊爾試圖介入，並且建議一個像紐約市的基金來管理地鐵的硬體維修，布朗提出格拉尼塔協議，將他掃地出門。
結果是，新的倫敦地鐵公司比公營時代吸收政府部門更多的補助，不接受任何財務風險、公共服務卻比以前更糟糕。同樣的結果也適用於經營英國國鐵的公司。布朗不為所動。他甚至為鐵道路網公司（Network Rail）提供一個他拒絕為倫敦地鐵提出的非營利財務結構。
布朗上任不到幾個月，民間融資方案就重生了，由他最喜歡的銀行瑞銀華寶（UBS Warburg）的財務顧問來當產婆。雖然已經迷失在財政經融界裏，然而這是最大的政策轉彎，是布朗著迷於瑞銀華寶；以及他絕望地想找出公共投資資金，而又不出現在政府的預算支出上的辦法：兩者結合下的產物。他想要找到的就是在醫院以及學校上花錢，而又不出現在政府預算書上的辦法。這種作法，恰恰就是他在野的時候反對的。
到了2003年7月，布朗吹噓他完成了450個民間融資方案，包括34間醫院、239間學校、34個消防隊以及警察局、12間監獄、以及12個垃圾掩埋場。兩年後，單單英國健保局（NHS）就有了六十億英鎊的赤字，預期還會有一百一十億英鎊的赤字出現。
實際上，英國健保局的所有投資，都已經歸屬於私部門了。大量的經費花在由民間公司資助的電腦計畫裏，其用途幾乎都非常可疑。英國健保局的電腦，由快速改行的顧問賣出，預期其代價將會與整個健保局的建築經費一樣高。
結果是產生了一大堆不受監督的新官僚：民間資金小組（the Private Finance Panel），財政工作小組（the Treasury Taskforce），政府商業辦公室（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英國夥伴關係（Partnerships UK）， 民間資金單位（ the Private Finance Unit） 以及政府民間夥伴關係計畫（Public Private Partnerhsips Programme）。
為了讓這些計畫不會變成政府預算赤字，需要許多重大的戰役。民間融資方案大部份都是沒有風險的，然而民間資本通常比政府公部門支出多出20-30%。2003年的統計是，大約有六百億英鎊的赤字沒有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上，雖然2004年皇家檢調部門（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PS）提出的數字是一千億英鎊。這些赤字將來有一天，都要由大眾來支付。
民營化是否值得，一直都是正反熱烈辯論的問題。當計畫交給民間去做時，的確完成速度比公部門快，然而其加諸於未來納稅人的代價卻也比較高。倫敦皇家醫院，現在要編列其收入20%為醫院的費用以及利潤，當之前它由公部門資助時，完全不必編列這樣的費用。
結果就是讓醫院規劃變得完全不可能，因為關閉或縮減都會涉及高額的賠償。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私人經營的學校。布朗也許已經修補了許多公共建設，然而他做的方法，卻是妨礙了資源的經營管理，並且將未來的收入抵押來支付這些計畫。最明顯的受益人就是負責仲介這些交易的人。當布朗剛剛上任的時候，花的顧問費用是三億英鎊，然而在2005年所花費的顧問費，卻高達二十四億。
布朗民營化的不只是資金而已。他繼續保守黨的服務民營化，其程度之巨大，連梅傑，遑論柴契爾，也都無可想像。在未來的2007年，估計會有20%的公共支出將會由民間的包商來提供服務。
結果是一種新興的「寄生蟲」產業應運而生，為了服務這個新的福利國家，帶著可疑的名字，如Capita, Carillion, Serco, Skanska以及Jarvis。Capita在布朗上任的時候，營收是一億一千兩百萬英鎊，在2005年，卻成長到十四億英鎊。其老闆就是工黨資金主要的捐款人。它負責經營的是『個人學習帳戶』（Individual Learning Accounts），結果失敗；還有刑事紀錄局，結果一團亂；教師退休金；礦工的補償金；倫敦的塞車費；以及BBC的執照費。很快這些公司就開始將它們一向很有利潤的合約再轉賣出去。到了2006年，40%的民間融資方案合約都已經轉手。在這種系統底下，期望公共服務會有什麼延續性或者一致性，無異緣木求魚。
布朗對於工會唯一的讓步就是堅持，財政廳將會保護，甚至為民營化的公營企業勞工出面交涉他們的薪水。然而財政廳一向對於公部門的工會沒轍，這一點就減低了民營化可能帶來的主要好處。一個災難性的後果就是，2004年的英國健保局合約中，給了醫生以及醫療從業人員20%的加薪，長達兩年之久，很快就癱瘓了英國健保局的財政。
同時，布朗的財政廳支付經費給他衷愛的計畫，不受內閣或者其他部門的控制。為了增加就業的New Deal計畫，花費了四十億英鎊，然而根據審計部的計算，實際上只有幫助不到3%參與者找到新工作。當警察出動去調查布朗的『個人學習帳戶』時，預算兩億七千四百萬英鎊之中，有一億英鎊被警方認為失竊。他的『工業大學』計畫崩潰，損失超過兩億。『電子大學』（E-university）燒了五千萬英鎊，從來沒有開門過。他在美國新英格蘭度假的時候，有人賣了英美科學夥伴的計畫給他，打算在劍橋與麻省理工學院建立合作關係，結果是有一千三百萬英鎊英國納稅人的血汗錢被轉移到麻省理工，卻沒有任何合作發生。以上這些損失，布朗從來不需要向國會部門解釋或報告。
布朗的柴契爾主義在一個地方的確是有顯示一種魯莾的勇氣。那就是他對於社會安全改革、以及終結貧窮陷阱－－就是福利金請求人找到工作後就失去所有福利，事實上被要求支付百分之百的稅率－－的手段。這方面的改革打敗歷任工黨以及保守黨的財相。布朗則下定決心要贏。他想要將「英國變成一個危機時期的贏家，而不是受陷於福利的受難者。」假如是柴契爾夫人的話，她就會稱這些人是工人而不是懶漢。「工作就是最好的福利」就是布朗的標語。
財政廳覺得找到一個可以刪減社會服務經費的財相，是天大的喜事。對布朗而言，他一輩子討厭的個人經濟能力調查，在一夜之間他一改厭惡，反而是開始推動一個版本接著一個版本的「稅收抵免福利金」（tax credit），不管是適用在退休者、失業者、家庭、小孩身上。他對白廳內外要求他修正的聲音充耳不聞，於是在2005年他發現每年稅捐處要超付二十億英鎊的福利金－－然後他才試圖從這些貧窮的受益者那裏要回這些錢。
其他的計畫則試圖減少疾病、殘障、以及單親者的福利金，而這些常期以來都被中央政府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特別是左派。而這些計畫之充滿混亂，導致社會安全預算不降反升，從1997年的九百七十億變成2004年的一千二百七十億英鎊。而社會福利詐欺的金額，據統計，則在七年內，從二百一十億升高到三百億英鎊。
在九年工黨執政後，沒有人可以描述英國政府是一個左派政黨所主政的國家。在所有可以得到的統計資料裏，在布朗主財政的時期裏，貧富的差距加大了。2005年，財經研究所（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作出一個結論：「英國的貧富不均程度高於之前保守黨主政的十八年，甚至比保守黨主政的前二十年都還要高。」國家統計局的Social Trends在2006年3月份的期刊也作出非常相近的結論。而這種現象最佳的護身符，莫過於保守黨沒有辦法對布朗的表現作出一致性的攻擊。
在柴契爾主義發起的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其最大的勝利就是布朗在財政廳的年代。他的改宗使得革命穩固。他熱情地相信勞森的柴契爾主義的主要象徵：那就是合約以及奬金，而不是個人的熱忱與忠誠，才是驅使公共服務品質改善的方法。他很容被那些舊保守黨的遊說團體說服：汽車族、酒客、以及郊區的房地產興建。他打擊所有抵抗建商的地方議會。即使所有的國家部門都顯示出故障的證據，布朗2006年的預算就是一頁民間資本主義可以為公共服務有所貢獻的讚美詩。這不是自動駕駛的柴契爾主義，這是全速前進的柴契爾主義。
柴契爾革命的圓滿成功，只留下一個矛盾沒有解開。布朗反對公部門變成永久性的制度，他卻想辦法增加了大約五十萬名的新公務員，根據許多不同的統計。他沒有縮減公部門的大小或者重要性，導致於到了2001年以後，整個公部門的營運的成本超過通貨膨脹率的三倍。現在的政府，比起柴契爾夫人上任時，花費更多國家財富。布萊爾與布朗也沒有在政府服務裏達到「我們時代的和平」。大眾對於學校、醫院、以及法律、秩序的不滿似乎是有史以來最高。問問任何醫生、校長、社工、農夫、中小企業，問他們柴契爾主義減低還是增加了國家的干預，答案都是一樣的。它意謂著更多的檢查員、表格、目標、稅目、以及國家的侵擾。
我在柴契爾夫人執政的晚期訪問了她，問她有關於柴契爾主義所產生的矛盾。我問道：一個宣傳要減少政府干預的人，怎麼會看起來像是增加了干預？她的回答非常直率，她說柴契爾主義與自由放任無關，反而是要增加中央政府的權力，以消滅社會主義。就像馬克斯一樣，她似乎認為一場對抗邪惡的革命需要的是獨裁－－在她的心目中是中產階級的獨裁－－在達到國家萎縮的最終結果之前。約翰梅傑在他的回憶錄裏也說了同樣的話。政府必須拿到更多權力，之後才能削減權力。所有的獨裁者都這麼說。
這件事的實情就是，有兩個柴契爾革命。其中一個是我們所熟悉的，她與她的徒子徒孫，如梅傑、布朗所繼續實行的、變成世界各國的燈塔的。但還有另外一個，那就是權力的革命，後者由布萊爾與布朗所取得，在承平時期的老百姓之上，他們賦予了有史以來政府最多的權力以及權限。它從政治系統、政黨、國會、地方議會裏收回了多元主義。它在法律上增加了一千條新的罪名，在公務員身上強加了兩千個新的目標，並且增加了五十萬名新的公務員。在2005年的選舉裏，英國人民，比起其他歐洲人更熱切地，表達了對於公共服務的不滿。再一度，人民認為英國政府「不適任」。有件事大錯特錯了。
理由就是第二個柴契爾革命，到了工黨的第三任，柴契爾主義的第七任，已經開始污染原來的第一任。
國家不但沒有萎縮，新的半民營化的國家反而變成龐大海蛇利維坦的矛盾受害者。這個大怪物正在侵吞它本來創造來保護的自由。一個本來要減輕控制的革命，變成有史以來最大的干預。在2006年的春天，民營企業官僚化的典型產物，政府的農業支付局（rural payments agency）的公務員，承認他們工作的能力，就像他們的電腦一樣，因為超載而當機了。據報導，員工們在檔案櫃上裸舞。這場革命已經走錯方向，只是沒有人知道在哪裏出了錯。
Thatcher and Sons: a Revolution in Three Acts by Simon Jenkins, 由Allen Lane出版社在十月五日出版。
Posted by rosaceae at 19:43│TrackBack(0)
│Britan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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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記事へのコメント
＞＞以上這些損失，布朗從來不需要向國會部門解釋或報告。
看到這一段，真的有人會認為內閣制比總統制好嗎？
看到這一段，真的有人會認為內閣制比總統制好嗎？
Posted by 台灣懸鉤子 at 2006年10月12日 20:16
布朗似乎少了布萊爾的魅力
Posted by 蕭艸梅 at 2006年10月12日 22:25
口怕口怕!
Posted by yuki at 2006年10月12日 22:39
老實說，我這篇文章本來想取標題：
「也是竊盜統治？」
此乃因南方朔的文章而來的：
不是貪腐，是竊盜統治
南方朔
本文轉載自2006/05/25 《中國時報》
＞最近弊案醜聞愈鬧愈多愈大，這時候，我們已必須來談一個比較理論性的問題了，亦即替「貪汙腐化」（Corruption）和「竊盜統治」（Kleptocracy）來正名。
＞如果我們對國際媒體和專業組織的用詞變化有點敏銳，就當會發現以前大家都普遍用「貪汙腐化」，但從一九九○年後半期開始，使用「竊盜統治」的頻率已逐漸增多，這是個微妙的轉變，為甚麼會這樣？
＞對此，耶魯法學院的法學教授魯斯．威奇吾（Ruth wedgwood）倒是在稍早前做了相當縝密的討論。「貪汙腐化」指的乃是傳統式的賄賂，收回扣等現象。但「竊盜統治」則不然，它指的是統治者利用公權力，藉著各式各樣的操作，把國家資源和金錢送到少數特定人士的手中。這是「偷」。在古希臘，「小偷」被稱為Klephtes，它延伸出動詞「竊盜」（Kleptes），再延伸出了Kleptocracy，威奇吾教授說，這乃是「竊盜統治」（Government by thieves）。
＞因此，今天我們談阿扁政權的權力濫用，諸如「貪腐」、「弊案」、「Ａ錢」、「非法炒股」、「利益輸送」、「政商勾串」等觀念，可謂都已過時了。隨著掌權者愈來愈聰明，愈來愈懂得耍手段，過去那種小鼻子小眼睛的「貪汙腐化」早就成了低級班，他們則是研究所和博士班，懂得明目張膽的去偷去搶去騙：
＞例如，政府受人民付託管理國家財產，它就應替人民顧好財產，而今他們卻利用這種權力，低價變賣給特定集團，這不是偷又是甚麼？
＞再例如，政府管理財產、制定政策、監督股市，這等於是老百姓把公家的鑰匙交給他們保管，而他們卻藉此搞圖利特定人士的貸款和內線交易，這豈不等於它們把鑰匙交給了小偷們，形同一堆人明槍執仗的夥同竊盜嗎？
＞又例如，任何國家的公共採購，都是集體消費或集體投資的最大宗，政府理應公平公開為之，而他們卻違法授受，這不是偷又是甚麼？
＞因此，西方專業領域會用「竊盜統治」這個新名詞新觀念，它比起我們仍用「貪汙腐化」，可謂寫實並明確多了。西方國家發現到當今世界上奸猾的領袖愈來愈多，而偷國家錢的本領也愈來愈大，因而才會出現愈來愈綿密的反貪工作網。前代愛爾蘭政治思想家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曾說：「搞政治是無本生意。」我們古人說「監守自盜」、「竊國者侯」。在這個搞政治即取得偷國庫的「竊盜證書」的時代，這些話都已獲得驗證。
＞今天的台灣已淪為「竊盜統治」，他們偷了六年，還要再偷兩年。由於台灣人太善良，台灣的反對黨太無能，他們才愈偷愈大膽，一個總統府已形同「竊盜中心」。而台灣人民啊，是不是到了站出來終結這個竊盜政權的時候？
「也是竊盜統治？」
此乃因南方朔的文章而來的：
不是貪腐，是竊盜統治
南方朔
本文轉載自2006/05/25 《中國時報》
＞最近弊案醜聞愈鬧愈多愈大，這時候，我們已必須來談一個比較理論性的問題了，亦即替「貪汙腐化」（Corruption）和「竊盜統治」（Kleptocracy）來正名。
＞如果我們對國際媒體和專業組織的用詞變化有點敏銳，就當會發現以前大家都普遍用「貪汙腐化」，但從一九九○年後半期開始，使用「竊盜統治」的頻率已逐漸增多，這是個微妙的轉變，為甚麼會這樣？
＞對此，耶魯法學院的法學教授魯斯．威奇吾（Ruth wedgwood）倒是在稍早前做了相當縝密的討論。「貪汙腐化」指的乃是傳統式的賄賂，收回扣等現象。但「竊盜統治」則不然，它指的是統治者利用公權力，藉著各式各樣的操作，把國家資源和金錢送到少數特定人士的手中。這是「偷」。在古希臘，「小偷」被稱為Klephtes，它延伸出動詞「竊盜」（Kleptes），再延伸出了Kleptocracy，威奇吾教授說，這乃是「竊盜統治」（Government by thieves）。
＞因此，今天我們談阿扁政權的權力濫用，諸如「貪腐」、「弊案」、「Ａ錢」、「非法炒股」、「利益輸送」、「政商勾串」等觀念，可謂都已過時了。隨著掌權者愈來愈聰明，愈來愈懂得耍手段，過去那種小鼻子小眼睛的「貪汙腐化」早就成了低級班，他們則是研究所和博士班，懂得明目張膽的去偷去搶去騙：
＞例如，政府受人民付託管理國家財產，它就應替人民顧好財產，而今他們卻利用這種權力，低價變賣給特定集團，這不是偷又是甚麼？
＞再例如，政府管理財產、制定政策、監督股市，這等於是老百姓把公家的鑰匙交給他們保管，而他們卻藉此搞圖利特定人士的貸款和內線交易，這豈不等於它們把鑰匙交給了小偷們，形同一堆人明槍執仗的夥同竊盜嗎？
＞又例如，任何國家的公共採購，都是集體消費或集體投資的最大宗，政府理應公平公開為之，而他們卻違法授受，這不是偷又是甚麼？
＞因此，西方專業領域會用「竊盜統治」這個新名詞新觀念，它比起我們仍用「貪汙腐化」，可謂寫實並明確多了。西方國家發現到當今世界上奸猾的領袖愈來愈多，而偷國家錢的本領也愈來愈大，因而才會出現愈來愈綿密的反貪工作網。前代愛爾蘭政治思想家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曾說：「搞政治是無本生意。」我們古人說「監守自盜」、「竊國者侯」。在這個搞政治即取得偷國庫的「竊盜證書」的時代，這些話都已獲得驗證。
＞今天的台灣已淪為「竊盜統治」，他們偷了六年，還要再偷兩年。由於台灣人太善良，台灣的反對黨太無能，他們才愈偷愈大膽，一個總統府已形同「竊盜中心」。而台灣人民啊，是不是到了站出來終結這個竊盜政權的時候？
Posted by 台灣懸鉤子 at 2006年10月13日 18:27
Kleptocracy應該適用的是像北朝鮮這種國家，不是台灣有民主機制的地方。
南方朔作出此等荒謬絕倫的評語，照他的標準，英國也是Kleptocracy，不是嗎？世界上哪一個學者會說英國是Kleptocracy，竊盜統治？
台灣有這種評論人，有刊登這種評論的報紙，本身就是最大的亂源。
南方朔作出此等荒謬絕倫的評語，照他的標準，英國也是Kleptocracy，不是嗎？世界上哪一個學者會說英國是Kleptocracy，竊盜統治？
台灣有這種評論人，有刊登這種評論的報紙，本身就是最大的亂源。
Posted by 台灣懸鉤子 at 2006年10月13日 18:46
說說我的懷疑，
我懷疑南方朔有偷換名詞的問題，
竊盜統治是否為他所敘述的那個定義，我非常的懷疑，
他所述說的定義，跟「制度性貪污」一詞比較雷同。
而南方朔的「竊盜統治」的案例跟概念跟懸鉤子文中的事件，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南方朔的說法無益於完全承認一件事，台灣沒有「權力分立」，或者用另外一個說法，「立法院的功能」「完全喪失」，行政由於「必須」要遵行「立法機關」的「法律」，而形成第一層的「拘束」，加上有「政治上」的「監督措施」，因而形成在立法對行政的第二層拘束，透過「預算」的通過才可以執行，是第三層的拘束，事後對於預算的檢討，是第四層的監督，人事權的同意，又是另一層的拘束，總總的「措施」與「方法」有可以「限縮」「拘束」行政的「執行」，使的「貪污腐化」降到一定程度。（達到零，大概是天方夜譚）。而南方朔在文中，完全將「行政」等同於「政府」等同於「國家」的偷換概念，無異於承認，「立法機關」是「共犯」，因為沒有立法機關的「縱容」又怎麼會有他所說的「情事」的產生。他的文章想要「直指」總統，如果他真的想要「這麼敘述」，而文中所述的情事又是「事實」的話，他無異於在文中將「雙方各打五十大版」。
我懷疑南方朔有偷換名詞的問題，
竊盜統治是否為他所敘述的那個定義，我非常的懷疑，
他所述說的定義，跟「制度性貪污」一詞比較雷同。
而南方朔的「竊盜統治」的案例跟概念跟懸鉤子文中的事件，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南方朔的說法無益於完全承認一件事，台灣沒有「權力分立」，或者用另外一個說法，「立法院的功能」「完全喪失」，行政由於「必須」要遵行「立法機關」的「法律」，而形成第一層的「拘束」，加上有「政治上」的「監督措施」，因而形成在立法對行政的第二層拘束，透過「預算」的通過才可以執行，是第三層的拘束，事後對於預算的檢討，是第四層的監督，人事權的同意，又是另一層的拘束，總總的「措施」與「方法」有可以「限縮」「拘束」行政的「執行」，使的「貪污腐化」降到一定程度。（達到零，大概是天方夜譚）。而南方朔在文中，完全將「行政」等同於「政府」等同於「國家」的偷換概念，無異於承認，「立法機關」是「共犯」，因為沒有立法機關的「縱容」又怎麼會有他所說的「情事」的產生。他的文章想要「直指」總統，如果他真的想要「這麼敘述」，而文中所述的情事又是「事實」的話，他無異於在文中將「雙方各打五十大版」。
Posted by 德國豬 at 2006年10月13日 19:02
南方朔應該罵的，包括立法機關啊，可是他的評論裏卻認為只有總統府要負責。這樣的評論當然有問題吧？
布朗跟瑞銀華寶過從甚密，假如照台灣的標準來說，就是「政商勾結」；甚至「利益輸送」與Captita的老闆，剛好又是工黨資金的大型捐款人。
這也是南方朔指稱的標準之一吧？
布朗跟瑞銀華寶過從甚密，假如照台灣的標準來說，就是「政商勾結」；甚至「利益輸送」與Captita的老闆，剛好又是工黨資金的大型捐款人。
這也是南方朔指稱的標準之一吧？
Posted by 台灣懸鉤子 at 2006年10月13日 19:46
我不知道南方朔想要罵誰，但是文中根懸鉤子的文章，有個不一樣的地方，也許是個隱藏的項目，法律。
當這些人在質疑布朗的時候，在資金來源有問題，先去問的是「法律」的規定，無可避免的，走法律的灰色地帶是個「人之常情」，因此，這樣的一件事情發生，接著是「調查」。
再者，質疑布朗的部分進入了他的「政策性疏失」，而「政策性疏失」的部分，「卻不需要跟國會負責」，在內閣制，議會至上的國家，這是有違「人民觀感」的，因此，人們提出此項予以檢討。
最後質疑英國的政府政策上的方向問題，而認為，「自由化」的同時，又賦予的「政府」「比以往更大的權力」，這樣是否妥適，因為經驗上，政府擁有較大的權力，人民的「權利」更容易受到侵害，因而產生人們的疑慮。
相異於這篇文章，南方朔的標準，完全跳過法律，如果仔細看的話，那就會變成，只要有疏失就是「人為因素」，所以有人要下台，而完全沒有去檢討「制度上」是否要怎樣進行，也當然不用說，「司法」的「事後」審判的部分，也本應作為另一個考量。也因此在懸鉤子的文章中，會出現「調查」資金的來源問題，然而在南方朔的文章中，完全不存在這個因素，然後邏輯推論就會成為，「有勾結」「交情很好」，就是「政商勾結」有「利益輸送」，這樣「恣意」沒有任何「證據」的「判斷」模式，恰好是個人想要非難的。
當這些人在質疑布朗的時候，在資金來源有問題，先去問的是「法律」的規定，無可避免的，走法律的灰色地帶是個「人之常情」，因此，這樣的一件事情發生，接著是「調查」。
再者，質疑布朗的部分進入了他的「政策性疏失」，而「政策性疏失」的部分，「卻不需要跟國會負責」，在內閣制，議會至上的國家，這是有違「人民觀感」的，因此，人們提出此項予以檢討。
最後質疑英國的政府政策上的方向問題，而認為，「自由化」的同時，又賦予的「政府」「比以往更大的權力」，這樣是否妥適，因為經驗上，政府擁有較大的權力，人民的「權利」更容易受到侵害，因而產生人們的疑慮。
相異於這篇文章，南方朔的標準，完全跳過法律，如果仔細看的話，那就會變成，只要有疏失就是「人為因素」，所以有人要下台，而完全沒有去檢討「制度上」是否要怎樣進行，也當然不用說，「司法」的「事後」審判的部分，也本應作為另一個考量。也因此在懸鉤子的文章中，會出現「調查」資金的來源問題，然而在南方朔的文章中，完全不存在這個因素，然後邏輯推論就會成為，「有勾結」「交情很好」，就是「政商勾結」有「利益輸送」，這樣「恣意」沒有任何「證據」的「判斷」模式，恰好是個人想要非難的。
Posted by 德國豬 at 2006年10月13日 20:17
＞＞我不知道南方朔想要罵誰
就是要罵陳總統吧。
＞＞這樣「恣意」沒有任何「證據」的「判斷」模式
對啊，就是用這種模式，就會變成我所說的：
『布朗跟瑞銀華寶過從甚密，假如照台灣的標準來說，就是「政商勾結」；甚至「利益輸送」與Captita的老闆，剛好又是工黨資金的大型捐款人。』
仔細讀內文，就會發現Simon Jenkins並沒有這樣扣布朗的帽子。
就是要罵陳總統吧。
＞＞這樣「恣意」沒有任何「證據」的「判斷」模式
對啊，就是用這種模式，就會變成我所說的：
『布朗跟瑞銀華寶過從甚密，假如照台灣的標準來說，就是「政商勾結」；甚至「利益輸送」與Captita的老闆，剛好又是工黨資金的大型捐款人。』
仔細讀內文，就會發現Simon Jenkins並沒有這樣扣布朗的帽子。
Posted by 台灣懸鉤子 at 2006年10月13日 2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