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e Fly With Me...

去年夏天，在法國兩週之內就五刷的暢銷書，尼可拉‧薩柯奇先生的Testimony。（法文：Temoignage ）

而今天是法國總統交接的日子，薩柯奇先生從席哈克先生那裏接過了艾麗榭宮的鑰匙，如果薩柯奇先生真如他書裏面所說的，那麼法國的政治可能會有值得期待的新氣象，而我讀著他的想法，也不禁感到興奮。以下就是《證言》的部份內容的翻譯。

From The Sunday Times　May 13, 2007
France, prepare for action man
Nicolas Sarkozy, elected French president last week, explains how he plans to get his country back on track to catch up with Britain

從小到大，我一直都是個採取行動的人。對我來說，理念、討論只有在付諸實行的時候才有意義。改變舊習慣，讓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並且找到一條可行的方法－－這就是永遠讓我著迷的事。我小時候就為這種理念所驅動，因此我肩負了責任，並且尋求我們所含糊稱之為權力的東西。

政治並不是我們家族世代的傳統。我所接觸到的每件事都應該讓我遠離它。我跟政治界沒有淵源，沒有家產，也不是公務員，我的姓又聽起來好像是外國人，這些特質對許多人而言，都意謂著我應該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而不是鎂光燈的焦點。

我是移民的後代－－第一代是我父親，來自匈牙利，我的母親是第二代，她父親來自薩羅尼卡（Salonica，希臘）的猶太人－－這件事絕對影響了我。在1960年代的法國，當時我們的國家致力於現代化以及發展，無疑地那個時代對一個移民之子是比較容易的。

但我們愛法國。沒有人強迫我們。整個童年時代，我坐在祖父的肩膀上，滿懷熱忱地看11月11日或7月14日的國慶遊行。我們從來沒想過批評法蘭西。

我們的國家現在正在經歷一個對政治領導階層的超級信心危機。許許多多人都放棄了，放棄相信明天會更好，放棄他們的子孫會有更幸福的未來。在我們社會裏存在的精力，不是用在進步，而是用在保護之上。對於許多我們的國人而言，受到保護免於外界的傷害，已經變成最後的生存方法。

我相信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努力才能生存，而法蘭西，雖然擁有寶貴的資產及光榮的傳統，如果不採取必要的步驟來適應世界的變遷，只會變成一種感傷的回憶。

我們的盟友已經成功地轉型，且未失去他們獨特的認同感，甚至生活得更好，雖然也屈服於跟我們相同的限制之下。這就是我們應該想想的例子。

最戲劇化的例子，在我的看法裏，就是英國，這個國家在1970年代的末期，似乎是一個完全絕望的地方，GDP只有法國的75%，忍受著高失業率、工業必須重建、甚至冒著可能會失去整個工業的危險。

而今天，我們問自己為什麼這些英國人正在多爾多涅、佩里戈（Perigord）、盧伯宏（Luberon）、薩佛依（Savoy）以及其他許多地方購買我們的房子？很簡單，因為英國的GDP比法國多10%，而英國的生活水準也比法國高。

我不討厭英國人，他們是我們的朋友，但我的野心不是把法國最美麗的村莊變成英國人的度假勝地。

更嚴重的是，倫敦已經變成法國第七大城。倫敦無止境地吸引了數萬法國年輕人去那裏工作－－包括我自己的女兒－－好像在那裏比在家鄉更容易成功。更糟糕的是，在這裏獲得成功，變成一件非常可恥的事，而一個有野心的年輕人只能離開自己的家園。

我拒絕這種認為法國已經沒落的看法。我不能接受最有活力、最有決心的年輕人，遠離家鄉另謀出路。過去幾年裏，約有一百萬法國人移民到國外，這種人口的失血，幾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所失去的人口總數（一百三十萬法國人戰死）。

政治的目標，精確來說，就是要給予希望。太多政治領袖已經不再有任何願景，因為他們不再相信他們擁有改變未來的能力。他們將願景與預言混淆在一起。他們認為他們被要求預言未來的樣子，他們以為他們被要求要創造未來。政治的角色，就是要建構未來，並且讓它實現。這就是我為什麼想要努力的原因。這也是我為什麼仍然相信政治仍然能改變生活，而也是我為什麼想要競選總統的原因。

在權力的運作之中，只有兩件事是真正困難的。第一，就是選擇了錯誤的團隊。重要的是把正確的人放在正確的地方，而假如你弄錯的話，要立刻採取行動補救。這無疑是最困難的事。

第二件困難的事是評估資訊。一位部長的職責包含了要把資訊轉換為決策。如果資訊太多，那你就可能會被淹沒。資訊不夠多的話，決策就會不週全，因為分析不週到。要授權，但也不是過份授權。你要想辦法知道每件事，但又不被細節淹沒。

我一當上部長以後，我就告訴我的辦公室以及其他協調單位，我最深層的信念就是要與第一線的人維持連繫。要讀檔案，做出正確的決定，觀察行政部門如何執行政策，起草法案並讓法案在國會通過，確保我們的國家利益可以在歐盟與世界的協商裏充份展現並受到保護，跟媒體談話，並且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容許反省的時期，這些就是讓我從早忙到晚，一年忙到頭的事。

把自己關在一個小圈圈裏，見到的人只有政府同事、親近的幕僚、以及少數巴黎的記者，讀的只有內部的參考資料，這些就是對於權力執行最大的威脅。


與夫人西西莉亞(Cecilia)

到巴黎的現場，到省區的現場，這可能會花費很多時間，卻是絕對有必要的。沒有一份部長的檔案，不管多麼詳細地準備，可以取代現場的經驗。沒有一份內部參考資料，可以帶來真正的經驗與實際的感覺，這就是我去參觀桑給特（Sangatte）非法移民收容所時立即瞭解到的事。

我不會忘記我第一次匆匆造訪的情景：有三千雙眼睛盯著我，充滿懇求，也充滿威脅。所有的人幾乎都是男人。而沒有一位會說一句法文。他們的希望是如此之高，而我能給的又是非常少。他們非常安靜，然而那樣的沉默又是如此暴烈。就是在那一天，我決心要使這些人離開這個地方。

我們過去四年所實行的點子，都是我在現場、與第一線的公務員談話、與法國人民見面的時候想到的。

我們在國宅裏遇到單親母親與小女孩，她們的住處狹小，沒有電腦，也沒有書桌可以讀書，我們因此想到了創造學習館，讓想用功的學生們可以安靜不受打擾地讀書。當時是2003年，沒有人贊成這個點子，而我被眾人嘲笑，說我想要製造新的拘留所。今日這個政策卻在所有大都市的郊區都獲得實現。

田野經驗之後，在我成為內政部長後建立起第二條規則，就是結果文化。我堅持每天晚上都要收到有關於犯罪與移民的統計數字。我決定每個月公布這些數字，所以這些結果可以被檢驗，而每個人都可以瞭解。

我設立了「3加3」聚會：每個月我會與三位省長見面，他們帶給我省區裏三樣最佳與最差的結果。最佳的結果我恭喜他們，接下來，就是找出結果最差的原因，並且幫忙他們改善。

我們害怕行動的一部份原因，是來自對完美方案的過高期待。如此一來，我們什麼事也做不了。就我而言，嚐試、實驗、當場測試民意只有好處；如果完全不可行，就放棄，如果可行，就想辦法改善。

在我當上內政部長的開頭幾個月裏，我被指控為一個過於急燥、做太多事、最後就是一個「太超過」的部長。這樣的譴責之聲幾乎在我的職業生涯之中的每個階段都會聽到：太性急、野心過大、是個工作狂。

這是真的，因為我愛生命。我如此熱愛生活，以致於我想要充份地實現每個可能性，就在這裏，就在當下。我對那些要我「慢慢來」的人總是感到驚訝。因為時間不屬於我們，我們也沒辦法安排時間來遷就我們。事實上我從來沒聽從那些要我等待的人的忠告。根據他們的說法，我做每件事都太急了，然而總比事情在太遲之前好。

我看過許許多多什麼都不做，而光會等待的人，他們的例子只激勵我要成為與他們完全相反的人。我寧可大膽冒險，而不是後悔沒有掌握住曾經有過的機會。

同樣的，每一次我有事情必須完成，我一定在第一天的第一小時的第一分鐘立即進行，而到最後一秒鐘都不會放鬆。一個人不可能一輩子都當部長，而我認識太多人，在應該離開的時候，仍然猶疑不決，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從來不覺得我做了「太多」，因為我相信，人民一定會認為「政府高層」做得總是不夠。我喜歡建構，我喜歡行動，我喜歡解決問題。我的缺點就是我認為事情總有解決的方法，總有新的可能性，總有可以轉繯的空間。我相信意志的力量，也相信決心。我不接受挫折。我喜歡毅力。我很少放棄，甚至從來沒有放棄的經驗。我相信每件事都必須努力，而最終，努力都不會浪費。這就是我的信念。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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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交接大典（200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