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e Fly With Me...

這篇文章是倫敦《金融時報》上的文章，其主旨在討論西方外交政策的兩大派別，現實派與國際派對於緬甸救災的相反立場。

我把它翻譯出來，也是突顯中國一以貫之的「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的外交原則，就是在這個原則之下，中國給了蘇丹、辛巴威、緬甸等國政府撐腰，讓他們可以在境內屠毒自己的百姓。所以等到現在中國震災了，中國也不好出爾反爾，再說自己需要國際的救援了，否則以後在聯合國安理會還怎麼阻止其他國家的違反國家主權的救災提議呢？

當然，有人會說，中國不需要外國援助，武警跟解放軍的人力就夠了。可是某些文章，卻給我完全相反的印象。我還想起中國論壇裏惡狠狠地批判著西方國家有什麼權利干涉中國內政的文章，對啊，西方沒有權利干涉，那麼西方也沒有權利進入中國救災。這個時候，憤青們要不要再加把勁，稱讚中國政府高層峻拒美國救援隊真是天大的好事呢？

現在西方各界都看到中國自己在救災，也不曉得實際的情況如何，所以沒有人呼籲要去幫中國的話語，出現的，還是討論沒有人管的緬甸災民。假如上述李元龍的話為真，那麼四川的震災，將會有許多人因為中國政府的政策而失去性命了。

Burma’s victims pay price for foreign policy realism


By Philip Stephens

Published: May 15 2008 18:58 | Last updated: May 15 2008 18:58
現實主義的實踐總有高昂的代價。伊拉克就是外交政策中，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s）的衝勁被阻止的地方。然而世界各國對緬甸的軍事政府的共憤，提醒我們，外交政策，就像生命本身，從來不是簡單的東西。

對於站在政治光譜右邊的現實主義者而言，推翻薩達姆海珊所造成的人命金錢損失，已經提供了替換（他人）政權、建構（他人）國家的蠢笨的客觀教訓了。在光譜的另外一邊，英國的東尼布萊爾所稱之為國際社區的東西，也被譴責為美國引導的帝國主義的闌珊藉口。

這些批評者高舉歷史長達數百年的西發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現在就像當初，國家應該避免干涉其他主權國家的內政。想把西方價值強加在其他人身上，總是被現實主義者嘲笑；而對他們在政治光譜的左邊的新盟友而言，親民主的傳教任務，只是殖民主義改用其他名字的偽裝品。我的猜測是，假如米洛塞維奇等個十年，到現在才進攻科索沃，西方也只會焦慮地絞著雙手背過身去，撒手不管了。

對於國境不容侵犯的遵守，就是請全球可惡的獨裁者隨心所欲的意思。蘇丹政府因此得到在達佛種族屠殺的自由許可證；羅伯穆加比也可以在辛巴威有系統地讓國家財政破產，人民餓肚子。你可以再加上另外十二個較不為人所知的獨裁者在此名單裏頭。

緬甸的事件，就是戲劇化地提醒我們，轉過頭去話，我們會付出什麼代價。系統化的壓迫很快地就不再出現在報紙頭條。可怕的事件抓住我們的注意力。而這一次，真的很可怕。在特強氣旋風暴納基斯肆虐之後，緬甸的軍事政府把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變成人為的禍害。六個月前將軍們忙著鎮壓佛教僧侶的和平示威，現在他們則替可憐的災民們拒絕了任何援助。

數萬人在未來很有可能死亡，就因為他們拒絕了大規模的援助。而軍頭們完全不害羞。丹瑞將軍拒絕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電話。任何在安理會討論此次危機的動議，都被中國阻擋，因為法國建議其決策應該以聯合國「保護的責任」的條文架構為準。

中國政府這個星期被西方媒體稱讚，因為對於它自己的天然災害，對國際援助表現出開放透明的態度。你聽到西方人喃喃自語，也許，奧運已經讓中國改變了。然而，就緬甸而言，北京卻是最堅定的西發利亞條約的支持者。

所以嘈雜之聲切切要求聯合國做點事。每個西方政府、每個救援組織、每個政黨都在如此要求。在英國，保守黨的大衛喀麥隆比工黨的高登布朗更加敢言。法國的尼可拉薩柯奇，重覆著美國喬治布希的話。德國的梅克爾也維持她一貫的明快風格。

這些感概都值得敬佩，而憤怒之情亦為真誠。但如果這些領袖都尊崇聯合國把國家主權拱得高高在上的創建章程，那麼這些元首的憤怒都為無物。遵守該章程的文字內容的後果很清楚：外界可以勸導、請求、講出憤怒之言。但緬甸並未入侵他國，所以世界各國無權力介入。一百萬緬甸人之死不是「危及國際安全」的大事。

一個反應是說，如果緬甸軍頭沒辦法講道理，聯合國的主權章程應該以空投救援物資的方法，受到各國的遵守。畢竟美國與法國在該區域都有軍事設備可以進行如此救援。

這個想法當然是好意的，卻太過天真－－用一小片葉子來舒解現實主義的良知。就像救援組織所承認的，從一萬英呎的高空，空投包裹，希望這些包裹可以丟到對的地方，對於受到疾病威脅、缺水缺糧的災民來說，完全是不夠的。假如緬甸軍隊射下一架救援飛機，那又該怎麼辦？屆時是我們該派海軍陸戰隊進入的時刻嗎？

就如同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來早就應該學會的，緬甸政權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對某單一悲劇的反應。這個政權本身就是問題，它對其公民的命運毫不在乎，只關心自己權力的存廢。

對那些堅守外交政策現實主義的人而言，面對這樣的僵局時，不行動完全不是什麼難事。西方國家沒辦法糾正世界上所有的可怕錯誤，所以幹嘛假裝？當然我們可以提供緬甸協助，甚至感覺到其人民的痛苦。但如果救援被拒絕了，那麼剩下的一切就是無效的喊叫了。

自由國際主義者則面對另一個更加複雜的世界。最理想的狀態乃是幫助緬甸人民推翻一個不只被國內，也被國外討厭的政權。但要怎麼不使用武力，達成該目標？誰還敢建議，讓美軍回到東南亞？就在四十年前最後一架直昇機離開西貢大使館之後？問題已經回答了它自己。

然而，被現實主義者所否認的現實是，世界已經發展到超出西發利亞條約所規範的國際秩序了，也遠遠超過聯合國憲章裏的主權詮釋。不可侵犯的疆界，在一個軍隊是否越過某國疆界是唯一重要的事情的年代，當然是很好。然而全球互相依靠的年代裏，所要求的更多－－這個現實已經被許許多多後來聯合國定義國家主權的條約與規定所證實了。國家所應負的責任，以及未能負起該責任，就是國際社區的問題，保護的義務乃是這個未竟旅程的中途站。

國際的秩序當然會永遠要求各國尊重國家主權。然而全球人類的安全亦要求國家尊敬國際道路的一些基本原則。困難在於兩者之間沒有直線。決定哪一個應該享受優先次序，永遠都會是不舒服的平衡動作。

就原則而言，緬甸軍政府已經給予國際社區介入的權利，假如不是義務的話。然而該國地緣政治的環境，亦提醒我們，應該做的事，永遠會受到可以做的事的干擾。

我們無所遁逃。自由國際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舒服的位置。把道德與實際放在平衡槓桿上，總是會涉及矛盾，有時候則是偽善。雖然這樣，還是比現實主義的醜陋地不動作，好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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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realism）的主張者，例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
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擁護者，法國外交部長柏納德‧庫許內。liberal亦可解讀為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