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e Fly With Me...

這篇文章是翻譯「學生支持自由西藏運動」網站上，一位終身從事人權運動的約書亞‧麥可‧史雷先生（ Joshua Michael Schrei）的文章，而他是反駁耶魯大學畢業的左派學者，麥可帕蘭提所寫的"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一文。Surprise, surprise!帕蘭提的該文也已經譯成中文，我看到的一個版本是翻譯成〈西藏之謎－－得寵的封建主義〉，含腳註在內；然而史雷先生的反駁文，卻沒有人譯成中文。因此我決定我就作第一人。

騎著犛牛的游牧人，圖片來源：Life on the Tibetan Pleateau。


A Lie Repeated - The Far Left’s Flawed History of Tibet
一個重覆的謊言－－極左派的謬誤西藏史
By Joshua Michael Schrei

"A lie repeated a hundred times becomes the truth."
-Chairman Mao

作為一個終身、長期在全球各地為人權呼喊的運動人士，我的觀點就是，一個文化的最佳代表，就是其人民；人民創造出自己的歷史，而在那些受到殖民、受到壓迫的例子裏，歷史往往都是由壓迫者所改寫的。我並不假設，就因為某個國家是共產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其政府對其人民的政策，或其外交政策就比較高貴，或比較不高貴；在各種說詞以外，實際的情況總是可以以受到影響的人民的反應來加以衝量。

西藏議題是一個被極左派發現有點兩難的問題，就單單因為其他大部份很有人氣的人權奮鬥，可以輕易地與反抗美國與歐洲帝國主義的大奮鬥連結在一起。因此，這些奮鬥，不管是巴勒斯坦、東帝汶或哥倫比亞的議題，都能夠很完美地符合左派的大世界觀點（通常也是相當近視的世界觀）。

然而，西藏是一個爭取基本人權與國家權的奮鬥，其反抗的是一個共產黨政府，所以它也為左派帶來了一大堆問題，因為左派很自然就傾向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看成一個與「西方帝國主義」完全相反的好例子。

中國，這個在1950年入侵西藏的國家，也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雖然中國政府過去五十三年的施政，以及目前集權資本主義的傾向，很難作為一個正面的例子。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史，以及其人民革命運動，仍然是是西方左派的靈感泉源，因此某些歷史學家－－特別是那些信仰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教條的學者－－看到目前西藏國家運動的熱門，因此將「舊西藏」的慘澹現實提供短暫地幾瞥，成為他們責無旁貸的工作之一。

最近擁抱這種「舊西藏乃人間地獄」觀點的史學家是麥可‧帕蘭提博士（Dr. Michael Parenti），他是一位耶魯的學者，在他的專業生涯之中，他已經就各種民萃議題發表各種文章。公平地說，帕蘭提先生只差沒有贊同中國的佔領。然而他確實對1950年以前的西藏，投下一個非常不美好的看法。

在他寫作的西藏裏，帕蘭提與所有的前任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湯姆‧格朗菲（A. Tom Grunfeld，又譯戈倫夫），與蘿瑪與史都華‧葛德（Roma and Stuart Gelder）－－相同點在於他的寫作基本上是議論式的。他的寫作不是為了提供一個國家沒有偏見的歷史，他的寫作是為了證明某個論點。在這個例子之中，這一點就是他試圖證明，「舊西藏」是個可怕的地方，而現在這麼受到媒體注意的反抗運動，都是為了重建這個可鄙的政權。

用帕蘭提自己的句子，他說，舊西藏是個「一個社會秩序，是由農奴制與貧窮構成的獨裁、落後的神權制度，對於人類精神如此有損，因為其廣大的財富都有極少數人所擁有累積，而這些少數人靠著多數人的血、汗與眼淚供養著。對於流亡的西藏多數貴族而言，這是一個他們熱烈地想要回歸的世界。這絕對不是香格里拉。」

我選擇分析這篇論文，因為它有太多與中國文宣部同樣的論述，也有許多現代馬克思主義者、毛思想信徒常常丟在西藏運動者身上的說法，不管是在網路的論壇裏，還是在抗議的場合裏。我們將會看到，這份論文的錯誤前提，說明了極左派如何可悲地未能達成其目的－－亦即削減藏人的為了爭取基本權利與國家權的合法掙扎。

我再度重申我是人民歷史的堅定信仰者。而帕蘭提的立場的主要問題在於，他的西藏史，與西藏人民自己的論述、證言與共享的記憶完全相左－－而這些人就是理論上帕蘭提要捍衛的人。帕蘭提所相信的西藏，其觀點也是中國政府官員的－－特別是文宣部的官員的論述。曾經有一度，這種觀點由少數的英國歷史學家所擁抱－－而這些人自己就是二十世紀初年的探險家與殖民者。但過去，這種觀點一直都是旁觀者的觀點，與形形色色的藏人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與自己的歷史毫不相干。

在帕蘭提所描述的舊西藏裏，他特別大量引用四位歷史學家的作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湯姆‧格朗非、以及蘿瑪與史都華‧葛德。而事實是這四位歷史學家都對毛澤東主義有羅曼蒂克的偏好，並且大部份都引用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這兩點都應該引起讀者的重視。一個真正關心(印尼)亞齊人權問題，或者東帝汶問題的人，不會信任印尼政府的官方說法，或者，美國政府繼續認為伊拉克人民歡迎美國佔領的說詞。這種對於公共情感的操弄，將佔領說成「人民意志的展現」的說法，不例外的，只是用來達成佔領者之目的。

大體而言，認為舊西藏是獨裁封建神權制的帕蘭提與少數歷史學家，與身於西藏內地，或流亡海外的藏人，都很少，甚至沒有真實的接觸。因此，他們無法評估西藏人民的感覺。帕蘭提、斯特朗、格朗非、葛德這四位都不會說藏語－－甚至連中文也不會說－－所以這些歷史學家可以採用的文獻十分有限。湯姆‧格朗非從來沒去過西藏，一直到他的書出版以後，他才前往一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死硬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遊西藏的時候，是由中國政府嚴密監督之下完成的，然後她就宣稱：「一百萬西藏農奴已經站起來了！他們埋葬了舊農奴制，建設新明天！」你可以說你不必到巴黎才知道艾菲爾鐵塔確實存在。然而，在宣稱整部西藏文化史充斥著專制壓迫之時，也許值得先與其代表講講話。

相反的，格朗非反覆地使用一些英國殖民探險家的寫作，而這些人，就像所有的探險家一樣，把他們聽說的每一件可疑的傳說與謠言全部記錄下來，當成事實。格朗非描寫藏人是吃人族、蠻夷、迷信的狂熱信徒的史料來源，並不比早期到非洲去的歐洲探險家聲稱見到三個頭的土著，更加可信。而這些描述，沒有一項由當代的藏人、漢人、印度人所寫歷史所證實，然而這些材料格朗非都沒辦法得到，因為他對於學習地方語言不感興趣。

格朗非也大量使用查爾斯‧貝爾爵士（Sir Charles Bell）的紀錄，這一位他常常不顧前後文的大用特用。貝爾的立場事實上是認為，藏人被中國軍隊屠毒，而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比其鄰居擁有更偉大的「品格」。然而這些似乎都是格朗非所未見，他把貝爾的句子肢解，以將最糟糕、最聳動的面向獨立出來，然後將之承現為一種事實。格朗非也犯了一些文化的大忌，可以讓歷史系的新鮮人覺得不安。得過小說大獎的作者嘉央諾布，在他高明的〈道德墮落的最高點〉一文之中指出來，格朗非甚至誤譯了Tibet的藏文字！

帕蘭提在他的歷史裏，也沒有比格朗非高明到哪裏，他錯誤地說，第一位達賴喇嘛是由「中國軍隊」所建立。你會以為一位耶魯大學的博士學位擁有者，會知道中國人與蒙古人之間的區別。但顯然的，在帕蘭提-格朗非-斯特朗派的歷史中，兩個字都一樣，而中國人與蒙古人也一樣，只要他們的（馬克思）觀點可以傳達出去就可以了。

例如，就如扎什‧拉吉（Tashi Rapgey）在她分析湯姆‧格朗非《現代西藏的建成》(Making of Modern Tibet)一文中所指出來，格朗非、斯特朗所區分出來的三個階級－－地主、農奴、奴隸－－與真正的西藏社會沒有任何關連。這是他們隨意區分，完全於現實無據，而西藏社會也從來不是根據這三個名詞來畫分的。一個想要寫印度種姓制度的歷史學家，會不會隨自己喜好重新畫分印度社會階層，或甚至發明新名詞，以符合他們自己的理論？

這樣把尋常地把歷史事實剪除，很快地，這些史學家的寫作都不能闡明真正的西藏史。事實上，格朗非、斯特朗、帕蘭提似乎對於他們所討論的文化一點興趣都沒有。

舊西藏確實有簽契約的農民。也有商人、游牧人、貿易人、非簽約的農民、打獵人、牧人、軍閥、強盜、僧侶、阿尼、音樂家、劇場演員、藝術家。西藏社會是個有各色人等、多面向的地方，就好像所有的社會一樣。把它簡化成三個低等的經驗－－而且還是非代表性的經驗－－就是化約論的最糟糕形式。

斯特朗與格朗非對西藏社會的分類不只是超級錯誤，他們的觀察與批評，也與年代與世俗的現實大相逕庭。數百年前的民間傳說，地方迷信、探險者獵奇但沒有價值、選擇性的歷史事件記錄，都呈現在一起，作為一種顛撲不破的真相。每一件壞事，每一件從1447到1950年10月6日所發生的可怖事件，不論真實或想像的，都是「『舊西藏』真正的樣子」。基本上，這不是歷史。這是議論政治最粗糙的形式，從非本土的歷史中選擇出來的引文－－通常就是佔領者所幫忙寫的－－並且將之呈現為事實的樣子。

事實上，整個『舊西藏在達賴喇嘛治下完全不變』的觀念，是錯誤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世時，西藏人的生活，與第六世或第五世的藏人生活，就有巨大的不同。例如，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統治時，西藏政府廢除了死刑－－是全世界首先如此做的國家。然而為了某種原因，格朗非與帕蘭提與斯特朗心目中，西藏人必須對於他們遙遠祖先的事跡負起全責。

在西藏，財富分配並不平均，是確實的事（現在仍然如此，只是漢人成為富裕階級）。藏人發動戰爭，搶對方的財產，擁有嚴格的法律，並且從事肉體的刑罰，就好像所有社會在歷史的過去都曾經如此一樣。然而，這些歷史學家特別突出這些西藏社會的這種面向，其陰險的動機是，使用「『舊西藏』過去就是這樣」來合理化侵略與佔領的行逕，就好像美國過去使用原住民「野蠻」來作為清算的藉口一樣；而這一點在斯特朗與格朗非的寫作中特別明顯；帕蘭提則沒有犯下如此大錯。這是徹頭徹尾的殖民者政治，把原住人民非人化、貶低、降格，好把佔領美化成可以接受的不得已現實，甚至是有必要的「開化」任務。斯特朗對於「粉碎」舊西藏之興高采烈，毫不掩飾。把政治放到一邊，慶祝一個你從來沒有機會直接接觸、只在書本上讀到的文化死亡，是相當令人害怕的一件事。

斯特朗與格朗非對於中國入侵與佔領西藏、粉碎傳統方式的羅曼蒂克暇想，乃是根據一種根本謬誤的假設，認為入侵行動是一種人民的革命。中國政府的說詞，也是斯特朗、格朗非、甚至帕蘭提似乎完全買單的－－就是西藏人民，特別是西藏農民，歡迎人民解放軍的佔領，而事實上，就是這些農民「推翻了地主」。這樣的假設沒有事實根據。

中國軍隊在1950年10月進入東藏的昌都，大批殺害了為反抗中國軍隊而組織起來的八千西藏反抗軍。確實有西藏人開始時迎接中國人的來到，而這些藏人是極少數亦無庸置疑。有聲望的西藏歷史學家，如茨仁夏加所寫的《龍在雪域》一書裏就證實了這些事實。

然而不管中國文宣部門如何描繪受奴役的農民，如何拋棄了封建包伏，何等羅曼蒂克，沒有事實的證據可以支持這種觀點。大部份由北京製造的證據，都是採用共黨幹部記錄的證詞的形式，其可疑的性質，無法作為客觀的證據，甚至應該連提都不用提，特別是來自於一個對於「取得口供」特別內行的國家。這些證詞充斥著如此僵化的文宣用語，正常人幾乎沒辦法擺著嚴肅的面孔讀下去；甚至不可能想像真的有人會說出如此話語。

奇怪的是，與中國政府說法大大不同的是，不是西藏農民擁抱共產主義，而是受過教育的精英人士，對於共產主義特別傾心－－就跟在本國（美國）一樣。西藏共產黨是由一群有錢貴族的子女所創辦的；另一方面，農民則最後成為反抗中國政府統治的前鋒。

不管怎樣，在1951年簽下十七條和平解放西藏協議書後，西藏對於北京的看法很快就冷了下來，而到了1959年時，確定對於北京政權沒有好感，當時很多人加入的起義，甚至危及中國對於整個藏區的控制。此次反抗活動，大部份是由東藏地區的康區人為主角，他們在中國政府治下忍受了最殘暴的對待。而有一段時期，這些康地的戰士們受到CIA 的援助，不應該－－就像帕蘭提所假設的－－代表一種可以用來貶低西藏反抗運動的目標、願望與存在的王牌。CIA利用藏人，就像是他們在全世界大約十幾個國家裏，利用當地的民族運動一樣；他們並不是真正關心當地人，而是將他們作為冷戰的工具。西藏的反抗鬥士們，從東藏的貧窮邊疆小村子裏來，對有人支持他們，都感到十分高興。他們不知道把他們捲入的大的政治架構究竟如何。諷刺的是，是達賴喇嘛本人中止了康地人的游擊反抗活動，他呼籲他們放下武器，擁抱非暴力的方法，作為衝突的解決之道。

至於接下來中國佔領後的現實，是世界上每個合法的人權組織都稱為例如「文化滅絕」的名詞，應該不需要繼續解釋。當時其中一件最明顯的歷史文獻，就是班禪喇嘛上書毛主席的七萬字真言。這份文件不只被嚴肅的歷史學家認為是那個時期唯一可靠的記錄，也突顯了當時知識份子必須如何向黨磕頭，即使是地位崇高的政府官員如班禪喇嘛都必須如此，才能跟毛主席說話。顯然，毛對於聆聽他所「解放」的「農奴」每天遭遇的問題，一點興趣都沒有。班禪喇嘛被送進監獄，就因為他居然膽敢建議，西藏地方的人徘徊在餓死邊緣；而一般的西藏農民，若對當地的中國官員說出一樣的批評，下場則更淒慘。

在他的文章裏，帕蘭提再度引用湯姆‧格朗非－－這位對於文化大革命有如此美化的看法，應該自動將他從中國佔領西藏的信史中除名－－然後提出「奴隸制與不受給付的勞力制在毛的統治下消失。」這個句子根本在任何合法的歷史寫作裏沒有地位。也許帕蘭提願意坐下來，跟數千位在羌塘的硼砂礦場，被中國軍人奴役至死的藏人親屬講講話。我曾經與他們見面，而他們絕對比帕蘭提，更值得擁有西藏歷史與文化上的一席之地。毛強迫西藏游牧民族定居，絕對不是一種解放；政府強迫藏人改種小麥（放棄傳統的青稞），造成許多地方的饑荒，也絕對不是什麼解放。

再一度，中國統治下的藏人並不滿意的真證言，應該來自於人民的行動本身。自從中國入侵佔領以來，西藏一直都有反抗運動。歷年來，這些反抗採取了許多形式－－小冊、公開抗議、眾人的不合作運動、經濟制裁、武裝起義，都是藏人曾經在藏地採取的抗議行動，他們都在冒著生命的危險。

中國政府一直都面臨西藏人民的反對，確定比過去拉薩政府曾經面臨的人民反抗來得多更多，而這一點，無法更一步地推進「舊西藏」是可怕的壓迫社會的理論。目前西藏難民一直逃出西藏，其比率是1959年前所未見，這個事實一樣證明舊西藏並非如何可怕的地方。帕蘭提無知地猜測，認為西藏難民在1959年未曾出逃西藏，是因為「控制系統」是如此深，所以藏人「害怕被截肢」。看看西藏地圖，它綿長、很難巡守的邊界，而對於西藏社會有基本的瞭解，也會很快顯示藏人－－如果他們想要逃離「封建主人」－－應該一點都不困難。

也許最能夠說明西藏人民對自己文化的感覺的，就是在1980年代早期，在中國政府終於放鬆了其嚴刑峻罰的西藏政策後，藏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重建佛寺、重送孩子到佛寺裏－－「舊西藏」的主要象徵。而他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到街頭去抗議，要求讓達賴喇嘛回來。這不是想要忘掉過去的人民的行為，更像是人民想要重新找回他們自己的文化。

這一點又再度印證了帕蘭提論理的基本錯誤－－它不是根據藏人的經驗來的。事實是，現在有，過去也有一個藏族的人民運動－－在西藏內，與西藏外皆是－－他們壓倒性地支持達賴喇嘛，而且非常明確地支持西藏的建國。這種運動不能被小看為一種意外、受到外國政權支持、或者主要是貴族的性質。說西藏反抗運動都是由貴族所驅使的，是帕蘭提等人重要的論據，因為沒有這一點，他們就必須承認，有人民的運動，而這個運動也許就意謂，也許西藏人民從來沒有喜歡過毛澤東，而是仰慕著達賴喇嘛。

西藏的反抗，在歷史上，以及在現時，都是由各個社會階層的藏人所組成的。1950年代晚期與1960年代早期的康地戰士，絕對不是貴族；而1969年領導反抗中國軍隊的阿尼赤列曲珍（Thrinley Chodron），也不是貴族。八零年代晚期藏人上街頭，然後被射殺，這些人也不是前貴族。而現在正在札基監獄裏形銷骨毀的數百位藏人，就因為表達獨立的渴望而關在那裏，他們也絕對不是。

目前，全世界各地有超過十五萬的流亡藏人。這些人是流亡游牧人、流亡農人、流亡卡車司機。把這整個流亡人口都化約成貴族，或前貴族，是一件非常瘋狂的事。單單在紐約市，就有五千名藏人難民。我很確定，負責幫助藏人難民在皇后區找工作的西藏辦公室的阿旺‧拉雅（Ngawang Rabgyal）聽到有人描述這些難民都是「貴族」，一定會不以為然地聳著眉毛。

說西藏流亡社區想要回到「香格里拉」，重建他們的貴族，是一種陳腔濫調、一致化的辯論，與藏人自由運動想要達成、也說得很明白的願望完全無關。第一，藏人從來沒有自稱自己的國家為「香格里拉」，這是外國人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第一個如此做的。他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天堂，而藏人社區肯定也不是尋求重建在1959年前存在的同樣政治制度（事實上也不可能）。達賴喇嘛事實上已經遜位，不願再當未來的西藏領袖－－雖然98%西藏內與外的藏人，可能在兩秒之內會選他為元首－－他說他寧可盡宗教責任，而不是政治領袖。藏人的噶廈現在是由民主選出來的官員所組成的，而西藏流亡政府－－不管帕蘭提願不願意承認他們的存在與否，是個合法、負責處理十五萬難民福祉的組織－－也已經為未來的西藏政府規劃出一個民主的架構。

爭取西藏國家的運動，遍及西藏社會的各個層次。西部地區的遊牧人、羌塘的牧人、安多的農人、拉薩的商人－－絕大多數的藏人都是敢言的－－也盡他們可能地表明其民族的願望。任何曾經在西藏內地或外部待上一段時間的人都知道這是事實。事實不必被寫成腳註，這是一種經驗史。

作為一種個人證言，在我加入西藏政治運動之前，我曾經旅行到西藏去。我到當地時，西藏仍在實施戒嚴，而在某些敏感的地點，我必須由中國導遊監看護送，這位中國導遊不是很熱衷地向我指點了舊西藏的「封建刑求室」以及一樽被解放的農奴「打斷枷鎖之錬」的塑像；導遊們自己似乎也不太相信。然而，即使是他們，也沒辦法製造出一些願意辱罵達賴喇嘛，或者講解他們「如何拋棄封建枷鎖」經驗的藏人。我知道沒有一位旅行到西藏的人聽說過這種證言。拉薩有一些藏人官員會說出這種話；而也許有些西藏的藏人相信這種說法。但再一度，對大部份的人而言，這不是他們的經驗。將任何一位藏族的游牧人、農民、農人、僧人，請到離當地黨官數百公尺之遠的地方，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達賴喇嘛的照片；第二件事就是要求你幫助他們，讓他們自由。

那就是事情的核心：「舊西藏」，那個存在於1959年前的西藏，對於普通藏人而言，就不是麥可‧帕蘭提、湯姆‧格朗非、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心目中的樣子。像帕蘭提、格朗非、斯特朗一樣的學者，採用的是有限的史料，也沒有第一手經驗，把舊西藏看成可怕的地方；然而說到底，他們都不是藏人。如果藏人自己不認為他們的過去是由封建領主、無情壓迫組成的回憶，那麼為什麼他們需要像帕蘭提一樣的學者來告訴他們，他們的過去是什麼樣子？

對一個文化說出貶低的事情，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用帕蘭提與格朗非的鏡頭來看，幾乎大部份，（假如不是所有的）社會都會是一樣可怖的地方，就好像所有的反抗運動一樣。真正的故事，不是這些歷史學家說了什麼，而是為什麼他們選擇這種方式這樣說。

許多藏人確實歡迎對他們的社會各種面向的評論與批評；我也曾經參與許多關於舊西藏與未來西藏政治方向的熱烈討論。但這是因為我花了時間，真正去瞭解西藏社會。也許帕蘭提、格朗非、斯特朗的歷史最驚人的一點是，他們採用訴說西藏文化的語調，未曾親身體驗的他們，他們所呈現的事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人民。這些事實都是相當嚴厲的指控，而且作者也假裝很客觀的樣子，但他們的指控卻都含著怨毒。

奇怪的是，帕蘭提－－就像格朗非一樣－－似乎對於他的作品激起藏人與藏人支持者的情緒反應，感到吃驚。任何有常識的人，應該都會覺得很正常，如果你貶低整個文化－－特別是一個正在受難的文化－－然而作出一些與大部份有第一手經驗的人所知道完全相反的說法，當然會激起情緒的反應。也許這些學者很驚訝，因為他們早已忘記，他們的話語是有重量的，他們的行動在真實的世界會造成實在的影響。在西藏運動裏，這些結果可以很清楚地度量－－西藏運動者的主要工作，應該是要為基本自由被剥奪的藏人爭取基本人權，卻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必須為一個已經逝去的社會的行動辯護的位置。曾經受刑求的受難者，被十九歲的美國大學生詢問著舊西藏的問題，這位大學生從來沒有去過西藏、從來沒有見過藏人、也從來沒有一位家人被以電棍刑求。這些，對於一個正在從事追求權利的民族而言，不僅是非常令人難過的經驗，也幫助了壓迫者遂行其目的。

中國政府視文宣活動為其減損西藏人權運動、國家運動的利器，並不是什麼秘密。中國的國營媒體－－採用捏造與扭曲的歷史事實是無可爭議的－－經常性地貶低、攻擊西藏文化，特別是達賴喇嘛本人，他被經常性地詆毀－－而且中國還對可以這樣做覺得興高采烈。西藏難民人口也一樣被他們蔑視，負責安頓十五萬難民、並向國際遊說人權與認同的西藏流亡政府，也被完全貶低。對於藏人而言，幸運的是，北京那種歐威爾式的謾罵－－將達賴喇嘛標示為「毒蛇」與「大壞人」－－接近可笑的程度。那是一直到最近為止。現在文字戰已經波及到更高的層次了。

北京的文宣局，瞭解到藏人與藏人的奮鬥，在西方很受同情，開始尋求贏得這場認知的戰爭，他們開了好幾次會議，討論國內國外有關西藏的文宣工作。這個新文宣策略的一個主要成份是，更廣泛利用中國與西方藏學學者。2001年，一份外洩的中國政府備忘錄裏，中國共產黨第九次西藏相關的對外文宣會議裏明言：「有效利用藏學家與專家，就是我們對外文宣，爭取輿論同情的核心‧‧‧」

有這個作為政治背景，採用研究得很差、沒有實質事實支持，對西藏文化的指控－－事實上就是中國佔領者用來非法化西藏整個社會－－是非常危險的遊戲。批評一個並不在為自己生存而奮鬥的文化或宗教，是一回事。然而重寫一個民族的歷史，而這個民族已經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文宣機器的受難者，則是另外一回事。

讓我最感驚訝的是，極左派對於西藏的看法，是如何快速就把共黨的文宣變成「學術作品」；如何把一個謠言，加上一個腳註，即變成事實。毛說「一個謊言說一百次即成真理。」可悲的是，在新的西藏學者的例子裏，一個謊言加上一個腳註一次，立刻變成事實。現在世界上已經存在一大堆的糟糕資訊了，任何別有目的的學者都可以自由取用，然後表現得好像是信史的樣子。很少有人會仔細去看表面下的東西，檢視其高度可疑的來源－－提供這些資料的殖民者、壓迫者、外國人，寫著一部他們沒有資格書寫的歷史。而在此混亂中遺失的，一直都是藏人自己的聲音。

帕蘭提的論文裏有一個說法，總結了他如何完全脫離西藏的現實。在他的論文裏，他說，舊西藏是一個「有損於人類精神」的社會。任何一位曾經花時間跟藏人一起的人，都會對其中的諷刺之處感到好笑。只要曾經跟各種職業的藏人相處，不管是在西藏內還是之外，你總是對於西藏文化具有傳染力、不可置信的精神性印象深刻。從康地人的飲酒歌，到藏人所喜歡的野餐，西藏社會以熱情與充滿精力聞名。這種精神就是來自帕蘭提這麼有興趣貶低的文化裏成長出來的。這種精神也是中國政府如此迫切地想要壓碎的－－他們禁止藏人唱自由歌，還禁止傳統西藏節日。反抗專制暴政的奮鬥，就是爭取靈魂自由的奮鬥，而我願意打賭，一個像帕蘭提這樣的民粹主義者，一定很願意跟流亡藏人一起飲酒，而不是與共產黨幹部聚餐；可悲的是，他永遠沒有機會發現。他已經選擇了他的床伴，希望他得到更多力量。到最後，還是藏人自己，才是其命運的決定者。當他們命運決定之時，帕蘭提就已經走開了，轉移到下一個議題，而藏人不會因為他這樣做而過得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