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e Fly With Me...

這是英國每日電郵報(the Daily Telegraph)駐南亞記者，彼得‧弗思特(Peter Foster)的部落格文章，是令我很驚喜的發現，他寫的幾篇文章，都是很好的觀察與心得。

這篇文章是講兩個老太太因為申請要去奧運抗議專區抗議，就被逮捕，並被判勞教一年，弗思特先生認為，國際奧會在此事上有道義責任，並且在文章中譴責國際奧會與贊助商的姑息主義。

因為申請示威被判刑勞教的老太太吳殿元與王秀英

The IOC plays appeaser in Beijing

我討厭說奧運的壞話，然而兩位中國老人家被判進行勞教一年的消息，就因為她們申請要在北京奧運的「示威區」進行示威活動，不應該不予以評論。

雖然有很多世界紀錄被打破，雖然電視上的畫面看起來十分光榮美麗，而英國對於自己運動員成就的歡欣雀躍亦十分應該，然而此次的奧運會卻含有一個不敢說出自己名字的小秘密。

兩位老太太，79歲的吳殿元，與77歲的王秀英，向公安局申請許可使用抗議專區，以抗議2001年被趕出她們的家園的事情，然而當她們又再去公安局查她們的申請進度時，她們被逮捕、被盤問了十個小時，然後沒有審判就被判刑。

很清楚的是，這些因為國際奧會建議下所設立的「奧運示威區」，中國當局從一開始就只是拿來當成抵擋國際批評的藉口，表示：我們也是很開明的，我們也跟其他國家一樣有示威專區。然而到後來，結果是這些示威區甚至連轉移焦點的藉口也不是。

就好像毛澤東1956-57年惡名昭彰的「百花齊放」運動，當時他鼓勵知識份子對公共政策大嗚大放，卻在之後整肅當初信以為真的人。這些老太太犯下的錯誤就是太相信黨了。

然而，這個事件真正最可恥的，不是罹患妄想症的中國政府行徑－－這是它本來的面目－－而是國際奧會、贊助廠商與國際夥伴等團體，對此種行為的懦弱與沉默。這根本就是姑息與綏靖主義。

不管是否喜歡，國際奧會對這倆老太太的遭遇是有部份責任的，還有另外兩個男人，唐學成與季思尊（音譯），根據人權觀察的說法，也在類似的情形下被逮捕。


季思尊在公安局。來源：the Washington Post.

示威區（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抗議舉行過）完全是國際奧會的發明之作，此構想是在去年四月於吉隆坡「建議」給北京奧組委，作為一種有秩序容許抗議示威，而不會威脅到奧運比賽的行進的一種方式。

對於國際奧會、還有那些說將奧運頒賞給中國主辦就會帶來更多人權的人，很不幸的是，他們現在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中國明白地拒絕玩這個遊戲。

就像國際奧會不幸的發言人，吉賽兒‧戴維斯(Giselle Davis)一有機會就表示的，這些示威區的經營管理，「不屬於奧組委與奧運運作」的範圍。事實正確，但道德上沒有骨氣。

國際奧會不能告訴中國政府如何處理事情，也不應該這樣做，但作為奧林匹克的理想的看守人，在這兩個禮拜將這些理想委交給中國的期間裏，它的確有權利、有責任讉責所發生的事情。

但當然，它不會對中國這隻會下金蛋的鵝說什麼重話，這一點國際奧會顯然絲毫不感到羞恥。「我的委託客戶、贊助商與轉播公司，都很高興，奧運只關乎體育，而焦點也很正確地放在上面的這種正面看法，」國際奧會行銷總裁提莫‧拉姆(Timmo Lumme)這樣表示。

「這樣很正確吧？」他說，而那就是問題所在。兩位老太太被逮捕、關押、然後被威脅以一年的勞教，就因為她們膽敢要求獲得許可好進行抗議，這樣是錯的，簡單又明白。

國際奧會，大企業大贊助商，以及那些大談自由與民主的政客們，很尷尬，然而還是姑息討好，即使到了最後，他們還是沒辦法讓自己說出一點點可能會逆耳的忠言。

這就是為什麼，在兩位老太太被逮捕的消息公諸於世的這一天，國際奧會的官員很安靜地坐在那裏，聽北京奧組委的副主席王偉，很忠誠又禮貌地重述黨的謊言。

「解決這些抗議的方法，是透過對話與溝通，」他一本正經地說，「這就是我們中國文化處理事情的方式。中國文化總是強調和諧。」

我閱歷豐富，見多世事。三十年前尼克森派出使節團到東方，西方已經在道德上笨拙地適應中國這麼多年了，但事實就是，雖然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裏，我們必須跟彼此做生意，不意謂著我們必須放棄我們的信念的基本原則。

中國政府也尚未放棄它們的信念：黨相信異見份子是不可容忍的，所以雖然只是兩個老太太，它還是下了重手，就是這些逮捕事件所告訴我們的訊息。

所以，他們堅守原則，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我們不堅守我們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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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歲、來自福建省的紀思尊先生，曾經帶著記者去公安局，好避免被逮捕。他最後一次被看到，是數個便衣將他押解上車。以下是華盛頓郵報的影片：